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

时常感觉充满期待的书都没讲太多有价值的东西，反倒是本想用来消遣的书，常常会遇见一些很有意思的。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这样的话题离不开广为流传的“唐宋变革”，“唐宋变革”很重要的一点是从宋代开始，社会体系脱离了汉代以来的士族门阀式的贵族色彩。但是，这些士族是怎么消亡的，一种典型的观念是科举的产生改变了选官制度，似乎是一种渐进的过程。本书则提出了一个观点，在这种渐进式制度变化的背后，在晚唐产生过一次突变。简单而言，黄巢之乱及其后的动荡，导致了士族门阀的消亡。将如此重大的体系上的转变归结于一次动乱似乎很难让人满意，因而全书的大部分在解释这种解释成立的前提。

• 士族门阀起源于汉代的豪强和经学世家，在魏晋南北朝由于九品中正制的实施，形成了许多延续数百年，具有政治优势的家族，但实际上这些家族也在不断变化。到了唐代中晚期，大致形成了数百个姓氏+郡望确定的家族。由于承担得起墓志的花费的家族有限，出土墓志可以一定程度上代表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被列为“禁婚家”的“五姓七望”和次一级的数十家族，占据了相当大的部分。这一结论意味着，上层被少数家族所垄断。

• 第二个重要的结论在于权力分布。国家的权力中心在于长安和洛阳，官员聚集于两京附近是较为容易理解的。但是，如果姓氏+郡望的家族定位模式，隐含着家族势力的地理分布，却与中晚唐时期的实际情况不符合。大部分的家族居住在两京及附近地带，在地方上并没有明显的影响力存在。家族的政治优势需要依靠与两京或附近地带居住家族的联姻而形成维持。这种两京对政治的垄断表现为，其他地区的精英难以成员国家的高层官员，而优势家族的成员，一旦脱离了两京地带，这种优势也会丧失。这一结论进一步指出，最为重要的家族聚集与两京附近。

• 尽管以上两个结论为最终的解释提供的足够的基础，本书还重点讨论了藩镇。黄巢之乱前，除了河北藩镇外，唐代藩镇逐渐由中央控制，高级官员和幕僚的任命往往出自中央，地方家族只能占据低级职务及较为次要的武职。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藩镇并没有培育足以与两京家族相比的地方家族的环境。由于高级职务被两京家族所控制，藩镇征辟这种选官制度实际上更有利与两京家族成员的晋升。但是，河北藩镇的独立，使其官员和文化都异于大部分地区，这也是唐宋差异的原因之一，因为宋朝的起源与河北有关。

少数家族垄断了主要的高层职务，同时这些家族又主要聚集在两京附近，所以当黄巢之乱发生时，大规模的屠杀和持续的动荡，在肉体上对士族阶层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残留的部分也无法形成有效的关系网络。

尽管本书给出了较为完整的逻辑链条，将黄巢之乱在士族消亡过程中的重要性提高到如此程度总有些让人不适，就如同提起黄巢之乱一般的简单粗暴。其实从论述链条上，最为难以理解的是，士族为什么向两京附近集中，同时放弃地方影响力，以及宋代以后这种向政治中心集中的趋势如何转变。两京家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聚集的原因，但是这可能有循环因果的问题。类似的动乱对士族体系的打击有类似的先例，南朝侯景之乱便极大地打击了传统南方士族的实力，尽管隋唐由于继承了北朝的政治遗产，限制了南方士族，但侯景之乱的冲击理因为时人所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