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的古迹
北京的古迹很多，游玩的时候也没有注意类别，现在细数下来，大概有了博物馆、皇家园林、坛庙、寺庙几类，剩下的还有几处，不太能归入其中，但也很是有名。
十三陵在昌平，即使现在坐着地铁过去，仍觉得偏远。出了地铁站是个村落，村落不大，走到十三陵还有一段距离，大概由于是陵区的原因，依然很荒凉。
十三陵可以看的不外乎神道、长陵、定陵，其他的陵都还没有开放。神道是长陵的神道，也是整个十三陵的神道，从大红门到北边的龙凤门，大概有两三公里长。大红门看上去不是很高大，但是陵区空间开阔，门前广场呈三角形由南向北逐渐升高，看上去更显肃穆。神道最为精彩的部分就是两旁的石像，数量多、类型也多，一千多米长的神道两侧都是石像，有各种动物和文武官员等形象，造型生动，保存完好。比如大象、骆驼都有立卧两种姿态。
似乎讨论经济的许多问题，终究会和制度安排扯上关系，尤其是想产业政策、产能过剩这类与政府密切相关的话题。这本书在政治层面上的分析远多于经济，但确实讲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好故事。
本书的逻辑链条在两个层面上与以往研究不同：一是对民营经济的影响上，不同于自然资源禀赋或历史路径依赖等假说，而考虑政治因素；二是在干预动机上，不同于广为流传的地区竞争机制，从政治生存的角度解释。本书真正重要的在于后者，奥尔森经典的流寇和坐寇理论，从结果上与本文阐述的机制十分相似。
大概的模型简化如下：由于历史原因，地区政治权力结构出现分化，可以分成当权派和边缘派（书中没有用同样的词语），当权派与上级关系密切，其政治前途取决于上级，其行为以符合上级要求为主，因为这是忠诚度的一种表现；边缘派难以通过取悦上级获得政治方面的收益，因此倾向于发展地方基础，以保持政治生存。政治生存因素如此重要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地方有相对较大的自主权，二是政治形势复杂多变。这两种条件下边缘派才有可能实施发展地方基础的策略。此外，由于没有完整的正式的产权保护制度，官员可以将提供局部的产权保护制度作为策略。
全书的主要论述是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强调了权力结构的特征，在历史条件下，不同的区域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结构，有的以当权派为主，有的以边缘派为主。第二部分描述大跃进时期的特征，以此来说明，在权力结构的作用下，不同地区（权力类型）官员行为的差异。第三部分描述文革期间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个事情有两个特点，一是政治形势复杂使得政治生存极为重要，二是地方治理结构弱化，使得底层官员有更高的自主权。
全书所讨论的权力结构导致的官员干预的内在动机，具有其历史原因，但是如果将这一模式更为一般化，权力结构依然可能因为不同原因而形成，而政治环境的变迁与早期不同，权力结构对经济的影响是否仍能沿用“权力结构——局部制度安排——经济增长”这一的范式？以及可以做出何种修正？
Vol. 107, No. 4 | April 2017
Volume 85, Issue 2 | March 2017
Volume 125, Number 2 | April 2017
Volume 132, Issue 2 | May 2017
Volume 84, Issue 2 | April 2017
历史文献（2017）见Archives
房价的数据似乎比较敏感，今年以来连百城房价指数也不再更新了。好在现在中介的互联网平台比较完善，以下数据来自某房产中介网站，所有数据都是二手房报价。
区位是房价的重要因素，珠海各区的均价显示了明显的区别，横琴新区在4万元以上、香洲区集中2.5-3万之间，金湾区和斗门区集中在1-1.5万元，高栏港经济区则在1万元以下。即使进一步考察镇、街道一级的区域划分下，在这种价格的明显差异依然存在。有趣的是，从均值上看金湾区和斗门区的价格更接近，但加入房屋面积、楼层和装修情况之后，高栏港经济区的房屋价格与斗门区没有显著区别，但金湾区和斗门区有相当的差距。
是否存在对大房子的偏好？以改善居住条件而言，如果有足够的购买力，大房子更为舒适，因此大面积的房子具有两个优点：面对更高购买力群体，以及更好的居住条件；但是小房子需要的资金规模较小，市场需求更大，也更具有流动性。那么，是否存在一个最优的面积，同时一定程度上具有两种优势？
检验结果显示，房屋面积越大单价越高，但是增加的幅度很小，每增加1平方米，价格大约上升24元，以当前均价计算，接近0.1%；不存在某个最优的面积。加入楼层和装修情况后，面积的系数下降，说明住房面积很大程度上伴随着多方面的居住条件改善。
房屋的楼层和装修情况也可能影响价格，装修情况分成毛坯、普通装修、精装修、豪华装修。结果显示，楼层和装修情况都有很明显的影响，每上升一层，价格上升294元，占均价1.5%；装修情况每提高一个层次，价格上升1262元，占均价5.6%，装修成本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房屋报价中。
本文采用的数据是单家房产中介的二手房报价数据，一方面数据范围较小，只有一家平台、只包括二手房；另一方面是报价数据，并非实际成交价格，也无法看到历史趋势。此外，数据中房屋特征信息相对较少，其他如是否是学区房、交通便利程度都没能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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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有了新华书店的购书卡，也买一些平时不怎么看的书，人物传记就是其中的一种。这本《行动的勇气》，买回来一查豆瓣，居然是9.9分。其实整部书写得不错，几乎没有自传中常见的杂七杂八的故事，但是无论如何达不到9分以上。
本书的第二章对自己在学术界的经历进行了回顾，这些对他在美联储期间政策的选择和货币政策框架 调整都有影响。
后来，在1997年完成的一篇论文中，我和米什金回顾了较早采取通胀目标制的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是否也能够通过这种方法受益呢？
我和米什金仍然认为通胀目标制将能够改善美国的货币政策。
伴随着通胀目标制，政策透明度将有所提高，塑造市场对于利率的预期，帮助美联储更好地实现既定目标。不透明的政策将促使市场不停地做出不必要的猜测。
危机之前，一些危机后热议的议题已有所讨论，比如零利率约束下的货币政策，这是危机后非常规货币政策产生的重要原因。
11月，在一次题为“通缩：它会发生在这里吗？”的演讲中，我探讨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9月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如果通胀率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而利率有削减到了零，那么是否意味着美联储就弹尽粮绝、无计可施了呢？
美联储可以设定一个高于零的通胀目标，以便为通缩提供一个缓冲区，或者说安全区。
经过几章的铺垫之后，终于提到本书的重点，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如何决策。危机发生的高潮和伴随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救助贝尔斯登而不救雷曼兄弟？本书重点进行了辩解。
美联储和财政部并没有刻意让雷曼兄弟倒闭，它之所以没有获救，是因为我们救助其他机构时采用的办法在雷曼兄弟那里行不通。
和贝尔斯登不同的是，雷曼兄弟找不到收购方，没有一家稳定的公司能够为雷曼兄弟的债务提供担保，并且让市场相信雷曼兄弟最终能够存活下去。
财政部不像处理两房的情况时那样拥有经过国会批准的资金。
雷曼兄弟和美国国际集团不同，美国国际集团拥有足够的担保品，可以为美联储的庞大贷款提供担保。
雷曼兄弟既没有看来合理、能够稳定自己的计划，也没有足够的担保品，可以为挽救危亡所需巨额资金做担保。
危机中救助金融机构是饱受质疑的，比如道德风险，救助措施的有效性。
我和保尔森尽最大努力去和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周旋……他们要表达的核心意思就是，救助华尔街那些贪婪成性的“肥猫”是严重践踏正义的举动，无异于让普通大众给华尔街送礼。
我一直强调一个观点，即信贷状况恶化会构成一个严重的威胁。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低价购买资产，不会有帮助，如果提高价格，则对纳税人不公平。
这种观点忽视了我的一个主张，即资产拍卖会产生一个介于贱卖价格和持有至到期日价格之间的价格。
对于金融危机发生时的一些特征进一步考察，也可以看成美联储救助措施是一种依据。
当国会在1913年创立美联储时，就希望我们在金融恐慌中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为银行提供贷款。
这就要求我们在应对恐慌之际，既要防止批发融资市场上放款人和其他短期债权人发起挤兑，又要为范围更广的金融机构提供紧急贷款。
白芝浩从来没有考虑过美联储可能会跨越国界去充当“最后贷款人”，但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扮演的角色就意味着其他国家的金融恐慌可能会外溢到美国市场上。
危机之后美联储采取了广泛影响的QE，还有扭曲操作，但是到了任期的尾声，随着美国经济的好转，美联储如果将联邦基金利率重新上调，从而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也设想了一些新的措施：
一个办法就是为银行提供到期日更长、收益率更高的定期存款产品。
即以美联储持有证券作为抵押品，向证券交易商及其他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借款。
作为一部自传，书中也流露了作者自身的一些想法，比如对政治的厌烦
媒体和政客平时很少关注经济学家的言论，但如果这些言论具有足够的争议性（符合媒体的胃口）或者支持了某些人先入为主的观点（符合政客的胃口），那么经济学家的言论就会受到关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政策几乎不可能导致显著通货膨胀或者“货币贬值”。之所以存在这个观点，是因为有人误以为美联储是先印了一车车钞票，然后用这些钞票去收购证券。
当然，还有一些小故事，数量不多，而且最为有趣的只有一个：
我2002年加入美联储之际，就多次来他这里理发。在给我理发之前，他还给艾伦·格林斯潘、保罗·沃尔克和阿瑟·伯恩斯这三位美联储前主席理过发，并向他们发表过关于政治、货币政策和棒球的观点，他的一些言论还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他的墙上写着“我的货币供给取决于你的增长率”。
Ethan Ilzetzki, Carmen M. Reinhart, Kenneth S. Rogoff, 2017. “Exchange Arrangements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Which Anchor Will Hold?,” NBER Working Papers 2313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这是一篇汇率制度方面的研究，作者通过对汇率制度的传统方法进行改进，划分了全球范围内国家实行的汇率制度，并指出各自盯住的货币，全文分两个主要部分，对方法的描述和对结果的讨论，方法部分将在以后整理。
本文从汇率制度分类得出以下几方面结论：
1950年以来美元经历了两次较大的扩张：一是二战以后相当部分国家从锚定英镑转向锚定美元，并在70年代基本完成；二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转而锚定美元，大部分东欧国家锚定德国马克，后来锚定欧元。
五种锚货币中，英镑逐渐消失，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转变为欧元，其中德国马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成为锚货币。
日本在二战后迅速崛起，其GDP最高占世界的10%，而且有着大规模的国际贸易，但日元从未成为主要的锚货币。本文比较了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4种货币的几个指标，包括被用以作为锚货币的国家比重、作为储备的比重、发展中国家外债的比重、贸易发票指数和GDP占比。结果显示，贸易发票指数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英镑和日元没有成为主要的锚货币。
当前，拥有缺乏灵活性的汇率制度的国家数量比重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类似。当更多地从货币局安排或硬盯住转向爬行盯住和窄区间爬行。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至今依然仅限于少数富裕国家实施。
本文将具有双重汇率、多重汇率和平行市场的国家认为是资本管制国家。资本流动性呈现提高的趋势，主要有两种较大的变化，一是在60年代，这段时间发达国家致力于去除多次汇率，战后美元短缺的情况有所缓解，二是90年代苏联解体后，前苏联国家加入全球资本市场。
部分文献认为储备的增长是出于预警和自我保护的动机，部分认为是出于重商主义的动机，以及避免或者限制汇率贬值。从三元悖论的视角，各国倾向于更少的汇率波动，同时减少对资本管制或其他管理措施的依赖，因而更加依赖于外汇储备和利率政策以达到目标。浮动汇率制度对储备的需求则很小。
新版的特里芬难题可以描述为，提供储备资产的发达国家有所收缩，而新兴市场国家对安全资产或储备的需求不断增加。典型地，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而以美元为锚货币的国家的GDP比重不断上升，在这种趋势在未来还会延续，构成了新版的特里芬难题。